致教育部文化部领导的公开信(一)
中国社科院、文化部、教育部，各大学：
我叫李XX，小学教师，XX人。我写这封公开信的目的是要告诉你们，我们中国人千百年来对汉字的研究还停留在初级阶段，远未认识汉字的本质。目前中国社会上出现的各种汉字研究著作，从汉字的本质来讲都是不正确的。最好的汉字研究著作也是不成体统的皮毛之言。对于我国的汉字研究现状，我写了这样几句话：面对皮毛言，一口叹息气。不开天地门，岂可得三昧?我国大学的汉字研究教材我虽未见过，但从社会上的汉字研究信息来看，我已知其内容情况了。这是不符合汉字实际的，是对汉字的误解。这对于学子来说是一种误导。我希望教育部能重新组织专家编写一套符合汉字实际的教材，让中华子孙真正认识汉字的博大精深。文化部也有责任组织专家重新认识汉字，让汉字这颗中华文化的明珠放出它特有的光芒，让中华子孙和世界人民认识中华先祖的高度智慧。
其实20XX年夏，我就写了一篇题为《中国人，你识几个汉字》的文章邮寄给了国内两家文化教育的大报社和一家青年大报社，结果都如石沉大海。后来我真想再写一篇题为《中国人，你目能识“丁”吗》的文章在互联网上发表，但又怕惹出许多麻烦，使我不能静心做我的事，特别是怕那些狂热的爱国者的攻击，叫我哭笑不得。
中国人不识汉字真象，这是事实。中国人不仅不识古汉字真象，也不识现代汉字的真象。这实在是一种可悲、可叹、可笑的事。
汉代的学者许慎不识汉字真象，这从他的《说文解字》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古圣人孔子虽然为《易经》作过解释，但也不识汉字真象。他的“牛羊之字，以形举也”就是证明。不过这种情况可能与此二位没有见过甲骨文有关。
中国当代的文字专家也不识汉字真象。这能从他们的著作中看出。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我们中国人常夸耀汉字博大精深，但不知从哪里说起?请问这以象形为基点的汉字能博大精深吗?形，状也，表也。这表形之字能有丰富的内涵吗?能博大精深吗?也许有人说，我们不谈象形字，那些指事、会意、形声字可就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了。请问，这指事、会意、形声字是用什么表示的，它们的基点又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汉字定位于形，那么汉字就是依样画葫芦的作品。那指事字中就会有有人摘葫芦的字形。那会意字中就会有有人分葫芦的字形，形声字中就会有葫芦配声符的字形。请问这样的字形能有多少内涵?有什么博大精深?
我们中国人看事物往往不看本质。中国人不识汉字本质就象看人只看皮囊肉体，不看精神道德，象看水只看水形不看水性，象看刀只看刀刃不看锋利一样，只重外形，不重本质。我看中国人对“文化”的定义就不正确。比如说《现代汉语词典》中，“文化”定义之一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这种定义若以“总和”而论，那是不能揭示文化本质的泛泛之言，若以“精神财富”而论，那又是一种以偏概全之言。我不管这是中国人的定义，还是“进口”的定义，我的判分是不及格。再如人与动物的区别，教科书是从动物进化的角度来分析，指出的是人与动物智能上的差别，并不讲有无精神道德的区别。我以为有无精神道德是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
对于认识中国汉字来说，我们应该按照中国哲学观点来分析。应该是有表就有里，有形就有象，有器就有道。里、象、道才是事物的本质。看事物要看本质。丢掉了本质，就丢掉了事物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看汉字就是只看表形而不知有里象，只知其为器，而不知其中有道。结果丢掉汉字的本质，丢掉汉字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这正是千百年来汉字不能被正确解读的原因之一。
应该说中国人对汉字是很熟悉的。从事汉字研究的人也不是少数。但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些现象：为什么同一个汉字在甲骨文、金文、籀文、石经文、小篆文、楷书等文中会有许多个根本不同形的字形?这是象形理论能解释了的吗?为什么每一个汉字都有许多义项，有的多达二、三十项，而且许多义项根本无法与其形相联系?如太阳之“日”竟能“日他娘”，植物之“麻”竟能“麻烦”、“麻利”、“麻醉”、“肉麻”，人之“足”竟能“满足”、“足够”，方位之“方”竟能“方便”、“大方”，还能成“方法”，动物“牛”竟能“牛得很”、“牛气”，绳“索”竟会“索取”等等。象这样的情况在汉字中是普遍的。不知哪个研究汉字的人思考过这些问题?这是一种以象形为基点的汉字理论能回答了的问题吗?再者，请大家再认真看一看，楷书中有几个是真正的象形字?这已足以说明象形说是站不住脚的。
把汉字看作象形体系是把汉字看得太简单、太浮浅了。这是把汉字从天上贬到地上。这不仅不符合汉字实际，而且也是一种民族自贬自辱行为。汉字是神奇的、高超的。它的神奇与高超就在于其字形内部有一种人们不易觉察到的意象。也正是由于其意象内涵极为丰富，才使汉字成为博大精深的文字。汉字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文字。汉字是一座巨大的文化宝库。它不仅是中华文化宝库，也是一座世界文化宝库。汉字中蕴藏的人文信息和自然科学信息是空前的。汉字的内涵不在《易经》之下。然而这些内涵又岂是一种象形文字能表达了的呢?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标志，是中华国粹，是中华先祖高度智慧的结晶。但数千年来一直是被作为形而下的器使用着。这实在是以金为石之误，以金为石之恨。换句话说，汉字只是中国人情感上的珍宝美玉，并非视觉上的灵通宝玉。因为我们中国人对汉字的解释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中国人都知道汉字有丰富的内涵，却不知这丰富内涵形成的原因。数千年来中国人不能认识汉字的真象，不能发现汉字的真正价值。这能对得起创造汉字的中华先祖吗?我们这些自称是龙的传人的中华子孙还配其名吗?这叫爱中华也爱的糊涂。
人类是极其聪明的，然而也是十分愚蠢的，中国人也不例外。当年，中华先祖创造了《易经》。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杰作。反映了中华先祖的高度智慧。那四大发明、飞船上天与之相比又算得了什么?《易经》作为自然科学，作为人类对宇宙生命规律和天人关系的探索与推演描述，是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但作为人文理论和社会模式，它主要的是荒谬和反动。它成为三纲五常的源头，是压迫有理的说明书。这是《易传》思想的主脉。这也是说今日流传下来的《易经》，或称《周易》是一部精华与糟粕的掺合物。然而它却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可叹!中国医学是摒弃《易经》糟粕，抽取《易经》精华而建立起的科学理论和治病方法。它不仅是治疗疾病之法，更是治国治人之法。古人早有“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之说。而现代中国人却只知中医是医病之法。可叹!先贤老子的《道德经》是举世无双的中华第一经，是一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著作。虽言简而意深。它的价值在中华诸经之上。目前还没有一种经典能比得上它。但中国人却并未将它置于应有的位置。更可叹!这聪明的中国人不也糊涂吗?
汉字的真象千百年来一直不能被我们中国人认识，这应该说是一个谜。我以为要解开这个谜还是应该反观我们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
我们中国人有一种严守传统的观念。更有人把传统看作安全套。这样，严守传统观念就象钻进了安全套。他们以为严守传统观念就象钻进了安全套。他们以为严守传统观念做事做学问不会有差错，殊不知钻进了这种安全套就等于自缚其身、自缚其足，不能再前进一步。这也等于把自己囚禁在一个小天地中，不能扩大视野，使思想僵化，使自己的头脑失去灵性。这种头脑看问题，分析事物，象教徒诵经，鹦鹉学舌，人云亦云。那些自以为在安全套中不会出差错的人却往往出差错，更不会得到真知。我以为中国汉字的真象千百年来不能被中国人认识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在思维上把传统的安全套系得太紧。
我知道，世界上的真理都是在艰难的求是中取得的。艰难的求是既包括对真理本身的探求，也包括向世俗、权威的抗争。有时向世俗和权威的抗争要比对真理本身的探索求证艰难得多。世界历史也表明，求是者往往是传统的叛逆者。因此求是往往是向传统挑战。比方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向传统挑战的产物。
我也知道，我们中国著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荟萃了十几亿中国人中选拔出来的精英，是专门研究人文科学的。还有许多著名的高等学府里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是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场所。这些地方，年年研究成果累累，著作千车万车。只是不知对汉字研究有什么新成果?如果有，请告知全国人民。我是很想与你们交流一下对汉字的研究结果。当然我想和你们交流的不仅仅是汉字问题，也包括中国古今文化中的许多问题，比方说教育问题，如教育发展的主要标志是什么?怎样才是真正的教育改革?再比方说科学问题，如怎样看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这两者有无主次关系，自然科学的发展就等于社会进步吗?再比方说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孔子在中国古文化中的地位，就是它的文化价值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又应如何解释?等等。这里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是我喜欢在公开的场合，在同一平台上与别人交流，不喜欢奴才向主子禀报或讨示式的对话。不过，这汉字以外的话题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并不奢望能与高士们谈此类问题。我这里主要讲的是汉字问题。
我仅是一名小学教师，我深知我的身份和所处的地位。如果有人说我不知天高地厚，那很好。如果说我胆大包天，那也对。我的这封公开信也确实失恭不敬了。这暴露了我的愚蠢。在大家都爱说恭维话的今天，我不懂得献媚取宠，不懂得讨人喜欢，却要得罪许多人，而且许多是很了不起的人。我虽然感到这比编造鬼话骗人强多了，却也担心招来一些难测的事端。这是我无奈的选择。因为我想登门拜访首长、专家之类并非易事。
这是一封沉重的信，也是一封忧心忡忡的信。如果说这里有一种傲气，倒不如说有一种叹气。我已是年入花甲的人了，追求的只是能弄清事物的本质、真象，比如说要认识汉字的真象。只不知在这人欲横流的今天会有何种回应。
最后，我套用西方哲人的话说一句：我爱古今贤哲，我更爱真理。
此致
敬礼
小学教师 李XX谨呈
20XX年2月24日
致教育部文化部领导的公开信(二)
尊敬的袁XX部长和XX部长：
我强烈地向您们建议在全国的各个大学完全取消《古代汉语》和《训诂学》的课程。
由于我的建议既涉及我们的教育的内容，也涉及我们的文化的内容，更涉及我们整个的中华民族对于自己的文化的认知，因此我采取了公开信的方式向您们提出我的建议，目的是既引起您们对于我的建议的关注、重视和思考，也引起整个中华民族对于我的建议的关注、重视和思考。当然对于尊敬的袁XX部长来说，我还希望您在关注、重视和思考我的建议之后立即采取我所建议的行动——在全国的各个大学完全取消《古代汉语》和《训诂学》的课程(当然我更希望能够展示对于中国的古老的文字和中国的古代的语言的正确认识的全新的课程《中国的古代的语言：一种伟大的思辨的语言》和《中国的文字符号体系：—部杰出的百科全书》取代它们)。显然，当袁XX部长这样做的时候，不仅应该获得主管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的XX部长的支持，而且应该获得不再愿意继续生活在没有文字、语言和文化的尊严的环境之中的整个华人世界的支持。
我的建议是基于我对于我们的古老的文字、语言和经典的长达三十年的深入、广泛和系统的研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个至今仍然在不断增长的规模庞大的系列著作(虽然我至今已经完成了二十一本著作，虽然我已经非常顺利和非常成功地深入到中国古代的庞大的成就无比辉煌的自然科学领域，但是我仍然不能够准确地预测这个系列著作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这也就是说，我的建议是理性的和严肃的，而不是盲目的和轻率的。可以这样说，我这样向您们提出建议是由于我目前已经完成了的研究使得我完全确信，中国的古老的文字是最具有科学的理性的伟大的文字，中国的古代的语言是最具有哲学的思辩性质的伟大的语言，而中国的古代的经典都是最伟大的哲学、科学和历史的著作，它们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性的精神的标志，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性的精神的基础。
在这长达三十年的我自己认为方法完全正确、进展极端顺利、成果非常卓著的研究之中(在此之前我还富有成效地思考了十几年，因为我在二十岁的时候就开始怀疑以胡适和鲁迅为代表的那个贬低中国的一切的话语体系，那时我是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被录取的学生)，我不仅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的古老的文字、语言和经典，包括其中的那些伟大的自然科学著作，如《周髀算经》和《墨经》，我还系统地研究了汉代以来的经学家们和20世纪以来的国学家们对于它们的解释，我发现他们共同一致地通过表音、假借、虚词、考据和“我注六经”、“六经注我”这些对于中国的文字、语言、经典直接具有侮辱性、否定性、颠覆性的认知预设和主观任意的方法彻底地颠覆和妖魔化了它们。我认为，正是这种持续了2000多年的彻底的颠覆和妖魔化导致了一切否定和侮辱中国的文字、语言、经典及其承载的哲学、科学、历史和文化的内涵的思想的泛滥，而消灭中国的文字和语言、销毁中国的古代的全部经典、不承认中国的哲学和科学的存在、否定中华民族的理性、认定中华民族从来没有确立起自己的认识的主体的地位也一直是20世纪以来在中国流行广泛的思想和主张。
就汉代以来延续至今的各种各样的经典解释的方法来说，它们的共同一致的错误在于：不是在每一个中国的文字、每一个中国的语句和每一部中国的经典之中寻求对于它们的正确的认识，而是在每一个中国的文字、每一个中国的语句和每一部中国的经典之中寻求用于支持解释者们自己的各种先入之见的证据。汉代以来的经典的解释者们总是毫不例外地把自己主观选择的各种先入之见的幻影投射到每一个中国的文字、每一个中国的语句和每一部中国的经典之上，结果他们看到的只是从每一个中国的文字、每一个中国的语句和每一部中国的经典之上反射回来的各种先入之见的幻影，而表音、假借、虚词、考据只是它们之中的一些流行最广泛和最持久的幻影而已，《假借字典》、《虚词字典》、《十三经索引》就是这些对于中国的文字、语言和经典具有巨大的侮辱性和颠覆性的幻影的堆积。
当然，作为一种对于中国的文字、语言和经典最具有侮辱性和颠覆性的流行最广泛和最持久的幻影，表音、假借、虚词、考据与其他先入之见的幻影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否定每一个中国的文字、每一个中国的语句和每一部中国的经典是我们理解它们的最直接和最可靠的依据，也否定每一个中国的文字、每一个中国的语句和每一部中国的经典已经为人们正确地理解它们提供了充分的内存的依据，因此它们拒绝在每一个中国的文字、每一个中国的语句和每一部中国的经典的内部寻求理解它们的依据，而致力于在它们的外部寻求这种依据。这种否定直接具有A非A和指鹿为马的性质，当这种否定成为考据的活动的前提之后，它们也就把经典的解释过程变成了指鹿为马和证明指鹿为马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的过程，这样伟大的中国的文字、语言和经典也就被这种方法完全地颠覆和践踏了。
由于自汉代以来直到现在，经学家们和国学家们是依据各种流行的先入之见来理解中国的文字、语言和经典的，因此经学家们和国学家们事实上是把各种先入之见作为自己理解中国的文字、语言和经典的依据，而不是把中国的文字、语言和经典本身作为自己理解中国的文字、语言和经典的依据、这种理解的结果既完全地肢解的整个中国的文字、语言和经典，也完全地肢解了他们对于整个中国的文字、语言和经典的理解本身。他们在把中国的文字、语言和经典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先入之见的傀儡和附庸的同时，也完全失去了正确地理解中国的文字、语言和经典的能力。更有甚者，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根本不承认正确地理解中国的文字、语言和经典的可能性。
由于汉代以来的经学家们和和国学家们总是把自己主观选择的各种先入之见作为自己理解中国的文字、语言和经典的依据，而不是把中国的文字、语言和经典作为自己理解中国的文字、语言和经典的依据，因此从来他们之中没有人深入系统地分析并理解过中国的古代经典之中的文字的结构、词法的结构、语法的结构和逻辑的结构，正因为如此，到目前为止真正理解中国的古代经典之中的文字、语言和思想的人根本不存在，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因此，在我们的现在的社会之中普遍流行的对于中国的文字、语言、经典和它们承载的思想、文化、历史的内涵的理解必然是错误的、支离破碎的、相互冲突的、具有最大的侮辱性的。
我的研究的结论是：当中国的学者们提出皓首穷经的主张的时候，这一主张的提出也就等于直接地宣布中国已经不存在能够真正理解中国的古代经典之中的文字和语言的人。顾颉刚几乎研究了一辈子的《尚书》，他在七岁的时候就能够背颂《尚书》，八十四岁还在研究《尚书》，而他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尚书》不可以被理解。钱穆也几乎耗费了一辈子的时间在《论语》的解释之中，结果是他写了一本经过自己长达十年的反复修改之后还没有勇气拿出来出版的《论语新解》。李泽厚耗费了四年多的时间写了一本使自己感到羞愧的《论语今读》。显然，他们的研究和写作的经历都已经充分地说明他们完全不理解中国的古代经典之中的文字和语言。况且，在学术活动之中，顺利和结果的美好总是方法正确的显著的标志，而持续长久的挫折和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总是方法错误的明确的信号。
我认为，如果一个认识《论语》之中的每一个文字的中国的学者不能够在3-5个月的时间之内准确、清晰、流畅、优美地解释和翻译这一只有二万五千多个文字的家喻户晓的古代的著作，这就是一种足以证明他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巨大的挫折。一个耗费三四年甚至一生的时间解释和翻译《论语》的人有什么理由说自己的解释和翻译是可以被接受的?
包括顾颉刚、钱穆、李泽厚在内，由于汉代以来的经学家们持续不断地颠覆和妖魔化中国的古代经典之中的文字、语言和思想的结果，20世纪以来的经典解释者们有一个共同的致命性的思想前提：不承认中国的文字、语言和经典本身是人们理解它们的依据，不承认中国的古代的经典之中的文字、语言和思想具备可以被正确无误地理解的可能性，不承认任何人具备正确无误地理解中国的古代的经典之中的文字、语言和思想的能力(读一读钱穆和李泽厚在他们的解释《论语》的著作之中的前言和后记，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三个不承认)，因此理解它们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依靠汉代以来的流行的或不流行的各种相互冲突而又千奇百怪的解释并在其中进行各自不同的主观的选择。对于他们来说，皓首穷经的工作也就是进行这种主观的选择。他们没有弄清楚他们的思想的逻辑：既然经典本身不是自己理解它们的依据，那么当自己从它们的外部寻找理解它们的依据的努力是不是可靠和有效?既然中国的古代的经典之中的文字、语言和思想不具备可以被正确无误地理解的可能性，那么自己又为什么要理解它们?既然任何人都不具备正确无误地理解经典的能力，那么自己又为什么要理解它们?既然汉代以来的经典解释是可以依靠的，那么自己又为什么要解释经典?难道自己解释经典的前提不是一切现存的经典解释是不可以接受的?总之，就像无数的中国的学者信一样，他们在开始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之前没有充分地关注、理解和解答这三个关键性的问题：对象是不是具有被正确理解的性质?自己是不是具有正确地理解对象的能力?自己是如何通过运用自己的理解的能力达到对于对象的正确的认识?
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不首先致力于理解和解答这三个关键性的学术问题的学者和学者群体的学术的工作必然是盲目的、无效的和有害的，他和他们的学术活动的最终结果必然不是不断的加强对于自己和整个人类的理性的信心，而是不断地削弱和最终地摧毁对于自己和整个人类的理性的信心，理性的虚无主义将必然地成为他和他们的最终的结论和归宿。
可以肯定地说，理性的虚无主义的泛滥就是普遍流行的学术方法的错误性的最充分的证明：它无法达到正确的认识，因此它使人们不得不怀疑自己的理性和整个人类的理性，整个学术的研究就是各种各样的先入之见的相互倾轧和相互摧毁，因此而幸存下来的各种先入之见也不会拥有真正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只有理性的虚无主义才能成为学术界的唯一的胜利者——它在将我们残忍地从人类的哲学、科学、艺术和发现、发明、创造的伟大的舞台之上驱逐下来之后，我们还总是把它视为我们的心灵的唯一的慰藉，并向它欢呼致敬。
只有正确的学术的方法才能不断地导致正确的认识，只有正确的认识才能不断地导致发现和创造，只有发现和创造才能不断地强加我们对于自己和整个人类的理性的信心，只有对于自己和整个人类的理性的信心才能不断地激发我们的发现和创造的活动。
正确的学术的方法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在实际的事物之中寻求对于实际的事物的正确认识(这是一条来自中国的最古老的真理)，只有在这个最基本的前提之下，人们在自己的实际的生活和思考之中自然成长起来的以一知十、以一知百、以一知千的逻辑的洞察能力和推理能力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一切先入之见都是我们的感觉、观察和理性达到实际的事物的屏障，它使学者们永远生活在各种流行的观念的虚空之中，它在虚化了我们的感觉、观察、理性及其对象世界的同时，把我们的感觉、观察、理性及其对象世界变成了它的傀儡和附庸。
我认为，正确的学术方法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当它正确地理解了一个事物，它就能够正确地理解与之相关的整个事物。正因为如此，当一种正确的学术方法在一个民族之中确立的时候，它就能引起这个民族的知识的爆炸性的增长，无数的新的发现、新的发明和新的创造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正像我们在文化复兴之后的西方所看到的现象一样，我也在古代的中国和古代的希腊看到了同样的现象。
正因为如此，一个希望促成自己的民族的知识的爆炸性的增长的学术群体应该始终关注学术的方法的问题，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学术的成功与失败，而且关系到教育的成功与失败。因为教育往往只是学术的影子，一个民族流行着什么样的学术的方法，它也就流行着什么样的教育的方法。学术的无效率与教育的无效率总是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民族的教育体系培养不出杰出的发现性、发明性和创造性的学生总是与这个民族无法产生重大的发现性、发明性和创造性的学术成果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
对于中国的古代经典来说，如果我们的理解经典的方法是正确的(这种正确的方法就是致力于正确地理解经典之中的文字的结构、词法的结构、语法的结构和逻辑的结构)，那么当一个人正确地理解了经典之中的一小段文字和语言之后，他就应该能够正确地理解一切古代的经典，而一切关于经典之中的文字、语言和思想的内涵的争论就会因此而立即消失，正像法国的著名的学者商博良对于古代埃及的神庙上的全部金文的正确解读导致的结果一样。
我们现在的《古代汉语》和《训诂学》的教科书都是汉代以来流行至今的完全错误的学术方法的产物(我在这里不准备深入地评论“汉语”这个对于中国的语言和中华民族具有极大的侮辱性的称谓,它给人们的强烈的印象是中国的语言产生于汉代，中华民族只有到了汉代的时候才创造了自己的语言，而在此之前的十分漫长的历史之中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没有自己的语言的野蛮的民族)，它们更是汉代以来的表音、假借、虚词和考据这些对于中国的文字、语言和经典具有直接的颠覆性和侮辱性的观念的产物(对于王力编写的大学教科书《古代汉语》来说，它还是现代西方的形式逻辑的语言的分析方法的产物，它完全不适应中国古代的那种高度思辨的数理逻辑的语言)，它们不仅无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中国的古老的文字、语言和经典，而且它们是对于中国的古老的文字、语言和经典的根本性的颠覆和巨大的侮辱。
根据我的研究，我们的古老的文字符号体系就是一部伟大的哲学和科学的百科全书，而我们的古代的语言就是一种崇高的哲学的思辨。然而在现在的《古代汉语》和《训诂学》的教科书之中，我们丝毫看不到中国的古老的文字之中的哲学和科学的影子，我们也丝毫看不到中国的古代语言之中的高度思辨的影子，我们甚至在它们之中丝毫看不到我们的中华民族的普通的理性和常情常理、常知常识的影子，我们只能看到愚昧、无知、丑陋和怪异的巨大的笼罩一切的阴影。我们的中华民族长期地生活在这样的阴影之下不仅永远不会有文化的自信和历史的自信，而且永远不会有文字的自信和语言的自信。
我认为，正是由于我们的《古代汉语》和《训诂学》的教科书的存在(当然还包括在表音、假借、虚词、考据的认知预设和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方法的支配之下的全部经典解释的存在)使得我们的无数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生活在这样一种可悲的状态之中：他们每天用中国的语言说话，他们每天用中国的文字写作，然而他们却始终不认为中国的文字和语言就是自己的理性和精神的永恒的依靠，他们始终认定中国的文字和语言是不完善的、暂时性的、没有前途的、终究有一天会被别的文字和语言取代的(这不是少数人的认识，而是多数人的认识，而在我们的已经成为一种政府的决策和国家的意志的中国的文字的拼音化方案之中就直接包含着通过拼音系统的普及最终以拼音符号取代整个中国的文字符号体系的公开的目的)，他们从来不将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投入到运用中国的文字和语言准确、清晰、流畅、优美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和认识的活动之中，他们更没有设想过一种能够通过现代的计算机技术准确、清晰、流畅、优美地转换成各种在全世界影响最大的其他民族的语言的中国的语言(我在这里大量地使用了“的”和“地”这两个词缀，这不仅是是为了词法的清晰，而且是为了表达的意思的清晰和明确，在“历史文化”这样的词语之中的词法和意思都是不清晰和明确的，它的意思究竟是历史和文化，还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历史的文化，人们无法从这个词语本身直接获得明确的认识)，相反他们总是习惯于运用中国的文字和语言侮辱中国的文字和语言，他们也总是习惯于运用中国的文字和语言否定中国的文字和语言。世界上的一切优秀的民族的优秀的学者们和作家们几乎都是在对于自己的祖国的文字和语言的赞美之声中从事自己的表达和写作，然而只有中国的无数的学者们和作家们是在对于自己的祖国的文字和语言的指责之声中从事自己的表达和写作。中国的无数的学者们和作家们的这种不可理喻的行为不仅剥夺了自己的祖国的文字和语言的尊严，而且剥夺了他们自己的表达和写作的尊严。
我认为，对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信心造成巨大而持久的伤害的就是我们的学者们和作家们对于自己的祖国的文字和语言缺乏永恒的归宿感，而我们的《古代汉语》和《训诂学》教科书就是这种极端有害的现象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它们向人们展示的关于中国的文字符号体系的不堪入目的极端丑陋的认识的结果显然也是中国的文字的拼音化的方案的产生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我衷心地向您们提出我的建议：在全国的一切大学之中取消《古代汉语》和《训诂学》的教学。我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文字和语言具有与《古代汉语》和《训诂学》向人们展示的十分低劣和荒谬的性质完全相反的性质。与此同时，我也衷心地建议您们关注、重视、理解和支配我对于中国的文字、语言和经典的全新的研究，我深信我的研究令人信服地和确定无疑地揭示了中国的文字、语言和经典的崇高伟大，而十七、十八世纪的那些西方的伟大的学者们，如博林布鲁克、莱布尼茨和伏尔泰，也曾经是这样认定中国的文字、语言和经典的，并且他们也不接受汉代以来的中国的经学家们对于中国的文字、语言和经典所作的极端低劣的解释的。
我深信，我绝对不是一个怯懦的没有勇气面对汉代以来的经学家们向我们展示的中国的文字、语言和经典的极端残酷的现实以至于劳而无功地无视现实和粉饰现实的人，我绝对不是极端肤浅地和极端怯懦地带着一种极端的民族的自恋的不健康的心态把某一种优秀、美丽、崇高和伟大的性质强加给我们的中国的文字、语言和经典，我确实是在我们的中国的古代的经典的文字的结构、词法的结构、语法的结构和逻辑的结构之中发现了它们的优秀、美丽、崇高和伟大。我深信，一切真正地理解了我们的中国的古代的经典的文字的结构、词法的结构、语法的结构和逻辑的结构的人们都会得出与我完全一致的结论。我也深信，也只有真正地理解了我们的中国的古代的经典的文字的结构、词法的结构、语法的结构和逻辑的结构的人们才有可能真正地认识我们的汉代以来的经典解释以及我们的《古代汉语》和《训诂学》教科书的极端错误的性质。
尊敬的袁XX部长和孔家正部长，我希望我的《训诂学的批判和反思》这篇文章能够更加充分地证明我的建议的完全的正确性。现在我将这篇文章附在下面——它似乎是无法在我们的学术的环境之中获得被发表的机会。当然我更希望我的向人们真实地展示了中国的文字、语言、经典及其承载的哲学、科学和历史的崇高伟大的全部著作，特别是具有极端的重要性的将改写整个人类的科学历史的《发现周髀算经》(，正像其他的古代经典一样，由于方法的错误，汉代以来直到现在从来没有人真正地理解了它)，能够顺利出版。我相信，如果您们和全世界的其他的人能够读到我的全部的著作，您们和全世界的其他的人都会相信我的建议和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切的绝对的正确性，您们和全世界的其他的人也都会相信《古代汉语》和《训诂学》确实构成了对于中华民族及其在古代创造的伟大的文字和语言的极大的侮辱。
我相信，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的认知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未来，因此，一个民族对于自己具有什么样的认知就具有什么样的自己的未来。如果我们不能彻底摆脱汉代以来的广泛流行的对于我们的文字、语言、经典、哲学、科学、思想、文化、历史、传统和民族性格的具有极端的否定性和侮辱性的认知，那么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拥有一个伟大光辉灿烂的未来。如果我的这一论断是正确的，那么我对于汉代以来流行至今的错误的学术方法和结果的反思和我对于中国的文字、语言、经典及其承载的哲学、科学、历史和文化的内涵的全新的发现对于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就一定是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的价值的。
我相信，重新建立中华民族对于自己的信心必然首先从重新建立中华民族对于自己的文化的信心开始，而重新建立中华民族对于自己的文化的信心必然首先从重新建立中华民族对于自己的文字和语言的信心着手。
我相信，我们都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并且，我们爱我们的自己的国家和我们的自己的民族是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的每一个文明的和理性的人都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而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的每一个文明的和理性的人都不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我们热爱我们的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是因为我们热爱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亲戚和我们的朋友，而不是因为我们无视和仇恨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亲戚和我们的朋友;我们热爱我们的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是因为我们同时也热爱他人的国家和民族，而不是因为我们无视和仇恨他人的国家和民族。我相信，我们对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一定能够赢得全世界的尊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一定能够在我们的热爱之中赢得全世界的尊重。我们与一切敌视他人的国家和民族的虚假的爱国主义者和虚假的民族主义者完全不同，因为这种虚假的爱国主义和虚假的民族主义只能招致全世界的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仇恨，而我们的真正的爱国主义和真正的民族主义则会赢得全世界的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热爱。
尊敬的袁XX部长和XX部长，正是基于这种热爱，我向您们提出了以上的建议!
谢谢!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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